信息摄入 　　
　　信息摄入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总的来说可分为三类：对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灵性历史事件的陈述、定性问卷和定量问卷。
　　历史陈述包括家庭的灵性/宗教传统、个人受到的其他灵性/宗教影响（如布道、书籍、个人体验等）、为何发展出目前的信仰以及灵性/宗教方面的社会关系等。可以用类似于家庭发展/结构图的方式，用灵性发展/结构图或灵性地图来为家庭和个人的灵性发展提供组织结构。历史陈述方式可以让来访者感到自主和舒适，但由于结构性低，可能得不到所需的信息。
　　Hodge列举了五个定性评估方法，他自己设计的问卷包括历史陈述和特定问题两部分，后一部分包括“情感”、“行为”、“认知”、“良心”、“与终极力量的关系”、“洞察”六个方面，用以在历史陈述过程中了解特定问题。具体如“情感：你的信仰的哪些方面带给你快乐？你的信仰在处理生活中的悲痛时扮演什么角色？……它怎样带给你将来的希望？……”“行为：有没有哪些特定的与信仰有关的仪式或实践帮助你应付生活中的障碍？你参与基于信仰的社团活动的程度有多深？它们对你有什么支持？……”。
　　Fitchett的7×7模型是一个综合的“生理心理社会-灵性”评估模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综合评估，包括“医药”、“心理”、“家庭系统”、“心理-社会”、“种族-文化”、“社会”和“灵性”七个层面，第二部分是将“灵性层面”加以详细评估，又是七个层面：“信念和意义”、“使命与责任”、“体验和情感”、“勇气与成长”、“仪式和实践”、“宗教社区”、“权威和引导”。该模型可用于对会谈中得到的各种材料加以综合评估。
　　 定性问卷还有信仰发展会谈问卷（Faith Development Interview），它基于Fowler的信仰发展阶段论（Stages of Faith）。信仰发展阶段论是一个被较为广泛接受的理论。该问卷涵盖了“关系，基本信仰和宗教实践，道德决定，以及重要的生活体验（DeNicola, 1993）”等方面的问题。得到结果后，有计分方法可以将来访者归入某个信仰阶段。在下一小节会谈到信仰发展阶段理论。
　　Stanard等介绍了七个定量测验，以及它们的信度和效度。其中有些是有神论定向的，另一些不针对特定的宗教背景。例如，“灵性评估量表”（Spirituality Assessment Scale）是一个不针对特定宗教背景设计的量表，灵性从四个方面加以测量：“团结联系感”（Unifying Interconnectedness），“生活目的与意义”，“内心资源”（Innerness or Inner Reource），“超越性”。这四个变量被认为既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参数相关，也与危机事件、健康状况等状态因素有关。
　　Pargament等描述了他们编制的“宗教应对测量”（measure of religious coping, RCOPE）的概念构想和初始效度。RCOPE用于测量在面对压力事件时，受访者如何用宗教方法来解释、处理这些事件。在构想阶段，RCOPE共有5大项（“发现意义”、“获得控制”、“获得舒适与上帝的亲近”、“获得与他人和上帝的亲密感”、“达成生活转变”）21小项共105个题目，施测后经过因素分析，保留17个因素共100个题目。这17个因素分为两大类：正向宗教应对量表（共10个，如“宗教净化/宽恕”、“善意宗教重估”）等和负向宗教应对量表（共7个，如“惩罚性上帝重估”、“灵性的不满”等）。具体题目如，善意宗教重估：“将我的情形看作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在此情形中，试图从上帝那里学到点东西”、“在此情况下，想看看上帝怎样来加强我的力量”等；灵性不满：“想知道是否上帝抛弃了我”、“生气地说上帝不理会我的祈祷”、“怀疑上帝是否爱我”等。总体而言，正向应对与生理、心理健康指标呈较大的正相关，而有些负向应对与生理、心理健康指标呈负相关。
　　RCOPE的优点是综合性强，理论构想较为成功，与心理、生理健康指标有较好的相关，可能适用于各种不同的人群；它的缺点是若全部施测则题目较多，以及特定宗教定向所导致的使用上的局限。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后一个缺点尤其突出，但该量表仍有参考价值。